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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协商会议制度的合理性与其恒久价值(4)

作者:admin发布日期:2019-01-30 11:17

  第三,从公共决断的标准而言,西方人从众,中国人从贤。这是因为,西方社会既然散塌,人人重私权,就产生谁也不怕谁的状态,公共决断只好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可是,中国文化亲亲尊尊,认为人群之中必有更需要我去亲爱的人和必有值得我更尊敬的人,因此私人决断从亲,公共决断从贤。曾国蕃在《原才》)一文中说:“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大戴礼记·主言》说:“选贤举能”,选拔、推举德才兼备的人来领导社会。学称之为“贤能”。从政的资格,不以人民选票为认受标准,而以“贤能”为认受标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就是贤能的典范。

  制度是文化体系下的产物,有怎样的文化传统就应该有怎样的制度。一个民族,在她自己文化的制度里生活,才能发挥这个制度的长处。同样的,一个民族的特性,也是需要靠与其文化传统相适应的体制来保持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经济、教育、民生皆突飞猛进,是最好的例子。当时还没有全盘引进西方的制度,九十年代后移植西方自由主义的制度和个人主义的观念,这跟普遍奉行于的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于是在实践上表现了外来制度最坏的一面,政客天天吵架、哗众取宠,人民多讲权利、不谈义务,本来和谐的社会,十几年间就分化割裂了。所以,如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发展》所说,坚持不强行移植现代西方的体制,坚持社会主义法律体制和制度。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与中国文化相适应,是人民亲和、社会有序的最大保障,也是保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并开启和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的最大保障。并且,尊重每一种文化的差异,尊重每一种制度的差异,才是人类未来的方向。

  我们在权与政府权的区分上很清晰;国家整体性与公共利益获得制度的保障;我们在与贤能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互补;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与文化传统相适应,可以为中国人所接受。当前,我国追求国家安定、统一、社会和谐,我们要知道在自己的制度里早已存有保障安定、统一、和谐的要素。我们应该致力保持它们的存在,不该盲目效法西方的三权分立、政党、分权制衡、选举投票。近年学术界流行仿效西方思想,对自己体制内出现的滥权现象动辄建议采用西方猛药,要把制度连根拔起。这是极危险的。虽然,西方制度似能针对问题,可是它是用整个社会的对立冲突与不信任为代价来防治部份官员堕落行为的。这个代价太重,尤其对一个有十三亿人的国家来说代价太重,直截而言,此等“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思维模式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当时孙先生想实施的是以三权分立为主的体制。一九四九年中国党成功,建立协商会议制度,继而创建人民代表大会派生国务、检察、司法三院再外加人民协商会议的体制。此一制度之树立,使中国在王纲解体后并未沦入西方未臻完善的三权分立制之中,而另外开出更具合理性且更符合我民族传统之政协制,此乃中华民族之万幸,亦为中国党对中华民族不可磨灭之一大功劳。当今所应为者,乃是深切发掘政协制之理性要素与恒久价值,坚定信心,并且继续完善其组成、发挥其功能,则举国最终统一于政协此适合中华民族生存的“一制”之中,开创可大可久之共和新局,当指日可见。

  [3]“国民大会”是依据1947年制定的《中华宪法》,代表“中华”全国国民于中央行使“政权”的机构,为“中华”五权宪政体制中的最高权力机关。2005年6月7日,“国民大会”通过“立法院”修宪案决议,自我冻结,“中华”宪政体制的架构由是改变。

  [5]根据当代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的说法,自由主义社会是有内在凝聚力的。他们遵循一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例如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尊重选举、尊重法治等。(见JohnRawls,PoliticalLiberal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p.15-20.)然而这套价值观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凝聚之力量建立在互利、互不侵犯与法律有效性之上,实则人与人之间仍充满张力。

  [13]钱穆先生指出:人之处群,必先无逃乎此五伦之外。人对此五伦,各有其应尽之道。推而远之,扩而大之,此处五伦之道,亦即是处大群之道。而此诸分别,实亦非分别,应知其背后有一大根本,实和合为一“道”,宋儒称此为“理一分殊”。(本文选自《理论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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