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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多面人生:一个会讲好故事的人 一位电影

作者:admin发布日期:2019-02-14 10:35

  古人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套用这个句式,还有一个人我们大约也可以这样形容:“凡有华人处,多能道金庸。”武侠小说这个小说品种曾经被胡适等权威学者长期鄙视,到了金庸手中大放异彩,不仅家喻户晓,读者遍及各个阶层,更引起文学专业研究者们的关注,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小说论稿》、陈墨先生的“金庸研究系列”等专著,以及各类硕士、博士论文共达数百种之多,最终名至实归,在文学殿堂中占有一席。

  金庸先生一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个讲故事的人太会讲故事,太吸引人了!《射雕英雄传》中的大漠争雄、华山论剑;《神雕侠侣》里绝情谷外十六年的守候;《倚天屠龙记》中,明教群雄白衣如雪,伴随着蝴蝶谷里“焚我残躯,忧患实多”的歌声,毅然奔赴反元起义战场的慷慨场景;《天龙八部》里,少林寺前,燕云十八骑飞驰而来,萧峰面对天下英雄,出手一招就击退洋洋不可一世的星宿老怪,夺回被擒的阿紫,那是何等的盖世英雄气概……

  还是这个讲故事的人,引用一句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生死相许”,就令千万少男少女热泪盈眶,感念低回不已;说上一句“人生不如意事,十居”就令多少人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事业的不如意;随便舞上一套“躺尸剑法”,耍上几招稀奇古怪的“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忽听喷惊风,连山若步逃”,就让读者莞尔之余,觉悟人心之险恶与刻毒……又是何等的打动人!

  他讲的是故事,是传奇,但实际是讲人性、讲人生,正如他在新修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创造故事,以及人的内心世界……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

  他又说:“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大致说来,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以这种态度去写故事,写人物,个人感情诉诸笔端,于是我们幸运地有淳朴诚厚的郭靖、绝顶聪明的黄蓉、让多少人误终身的杨过、顶天立地的英雄萧峰、痴情种子段誉、潇洒不羁的令狐冲,以及豪迈枭雄任我行、伪君子岳不群等形象各异的鲜明人物,陪伴着我们消磨阅读时光,而故事中的爱国、忠诚、诚实、友爱、平等、宽恕等做人的优秀准则,更时时闪耀着光芒,照射着每一个读者的内心。这样的故事怎能不好看?人物又怎能不感动人?

  当金庸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现身图书市场后,立刻洛阳纸贵,一书难求。记得那时一部《书剑恩仇录》,在兄弟姐妹和长辈十数人间传看半月之久。再以《射雕英雄传》为例,某出版社的书面印数即达三十万册,而在1984至1985年间,该书由不同出版社出过7个版本,总印数超过百万册,这还不包括私自增印的数量。类似的情况并非只有《射雕英雄传》一部书,而全部十五部金庸小说显然是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于是街头书摊上金庸二字满眼在,翻开很多不好看,不禁令人感到困惑,作者的写作水平怎么在不同作品间相差如此悬殊?

  这样的情况倒并不是只发生在,金庸先生曾说:“我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1955年到1972年,前后约十五六年……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海外地区还是中国,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经本。”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并不是坏事,海内外读者看过盗印本后,还愿意购买、阅读正式版本,恰可以证明金庸作品受欢迎程度之高。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读者中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除了存在上述理由,还得益于他对于小说创作持续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这在所有武侠小说作家甚至纯文学作家中,是十分罕见的。自1955年2月他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作《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9月《明报》上结束《鹿鼎记》连载,每一部小说都是在连载完成之后,再出版单行本。在每部小说的出版过程中,金庸都会对原来连载行文中的微小疏漏进行修改。从1970年开始,他对过去的十三部作品进行了逐一的修订,小到遣词用字,大到人物、段落和情节,删的删,增的增,大动手术。修订后的作品,他仍然先放在《明报晚报》等报纸上连载,然后才结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著名的金庸小说修订版。自上世纪80年始流行,引发武侠小说热的就是这个版本。时至今日,金庸小说仍然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并且成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本。金庸小说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的显学——“金学”。

  人生至此,一般人通常已经满足,但金庸却并不满意,他在1999年又一次开始了对自己小说的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又一次对自己的作品出刀。这次修订历时七年,方告全部完成。对于第二次修订,读者和学术界反响不一,拍掌叫好者有之,不同意的声浪也不低,甚至可能还要高一点。其实针对第一次修订,就存在不同意见,比如金庸的好友,曾经写过《一看金庸》、《二看金庸》到“数看金庸”的香港作家倪匡,就根本反对做第一次修订。

  这二次修订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仁智互见,但他敢于直面读者和学者的考验,再次修改自己得享大名、广受读者追捧的作品,这种与时俱进、追求完美的勇气,无疑是令人激赏和敬佩的,尤其出自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

  梁羽生先生在世时曾回香港做过演讲,他说早知道有一人写武侠小说会比他好,那就是金庸。梁先生果然法眼无差,不过他或许没有看出金庸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报人,写出一段真正的人生传奇。

  金庸原来供职大公报系统的报纸,写武侠小说本是副业,谁知越写越受欢迎,当《射雕英雄传》一出,更是大获成功,声誉鹊起。那时,他就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加上形势的变化,促使他毅然走上了创业之路。创业之初,金庸与合伙人沈宝新的计划只是出一份小说杂志。筹备过程中,他们听取了报贩的意见,转而决定改出一份日报,起名“明报”,取明辨是非之寓意。谁知竟然意外地一语说中,后来明报的发展与壮大,与这个“明”字息息相关。

  虽然金庸已经是从业多年的资深记者,对报业十分熟悉,但《明报》的创立仍然让他吃尽苦头。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受欢迎,版面上还有其他武侠名家的很多作品助阵,但是初期的投资消耗很快,销量仍不如人意,后来,他干脆又把自己的五万元积蓄拿出来,全部投入《明报》,结果一年下来,初期的全部投资十万元几乎耗尽,直到当年的圣诞节才略微赚到一点钱,此后也不过属于惨淡经营。据说最困难的时候,金庸曾经用与武侠作家打麻将赢来的钱,支撑《明报》的运营。即使如此,金庸也不改初衷,坚持走自己的路,终于迎来了转机。1962年爆发的所谓的“逃港潮”,《明报》采用公正的态度,站在人道的立场,从香港本地角度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在当时一应新闻报道中脱颖而出,《明报》从此慢慢走向坦途,从一份香港地方小报成长为一份知识分子喜爱的报纸、一份海内外知名的大报。金庸也成为人生的赢家。《明报》的成功,金庸的小说固然有功,但金庸每天撰写的犀利、睿智和颇富远见的大量时评与社论,却是厥功至伟。

  “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没有妥善的安排,中东的僵局终于是无法打开,什么方式最为公平合理,而又实际可行?”

  “我们以为最佳的办法是:第一,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国际承认(包括各阿拉伯国家)其原来的疆界;第二,以色列退出在六日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第三,在这些以军撤出的土地中,割出一块地方来,成立巴勒斯坦国,让在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国后,和以色列和平共存,中东才有持久和平的可能。”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上面这几段话不过是今天现实的描述。虽然今天的中东仍然硝烟四起,没有实现永久的和平,但巴勒斯坦国已经于1988年成立,而金庸这篇社评发表在1972年9月11日的《明报》上,整整早了16年。除了关于国际事务的,有关的精彩社评同样有很多。

  虽然金庸一手撰写着时评社论,纵谈世界局势,分析各国的经济形势动态,点评人物,同时一手写着他喜爱的武侠小说,但两者之间并不出现混淆。金庸自己也说:“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

  金庸也许是谦虚,也许是没有真正意识到,以他所具备的史识洞见、对社会民生的关切以及对的敏锐洞察力,在他以生花妙笔来写武侠小说时,难道不会有意无意地体现在小说情节和人物身上吗?当绝顶武林高手萧峰面对数百武林群豪,仅以最普通的太祖长拳就打得数名高手落花流水,威震聚贤庄,如此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若非功力足够强大,曷克致此,又何足道哉!

  金庸创立《明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时势造英雄。其实他当年真正喜欢的是电影和文艺,志愿是做个文艺青年,以电影为终生职业。

  在大公报工作期间,他和刘芃如、周瑜瑞等几个年轻同事有意共同创办一份“文艺性和学术性的杂志”。他们不准备在杂志中讨论,只是介绍外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也包括图画、音乐、电影、戏剧和舞蹈。这份杂志没有办成,但是这些内容后来却在《大公报》的《三剑楼随笔》专栏(与梁羽生及百剑堂主轮流执笔)中得到呈现。

  尤其是电影。电影是金庸的最爱,早在1953年,他就以林欢为笔名,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绝代佳人》,并获评文化部优秀影片。1957年他干脆离开《大公报》,加入长城电影公司,既编写剧本,又填词,还与人合作,导演过多部电影,如《有女怀春》(1957)、《王老虎抢亲》(1959)。编写的剧本则有《兰花花》、《不要离开我》和《午夜琴声》等。此外,他以林欢之名在《长城画报》上发表过几十篇电影评论,涉及电影创作乃至拍摄技术的各个方面,是真正的电影理论家。

  金庸1948年加入大公报,是在数千人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方被录用的。入职后的工作就是收听英语电讯广播并翻译成中文,他的英文造诣可见一斑。编务之余,他翻译了不少外国的作品,比如译自美国著名记者贝尔登长篇纪实报道的《中国震撼着世界》书系,笔名乐宜;译自大仲马小说《蒙梭罗夫人》的《情侠血仇记》,笔名金庸;还有《开夹万专家》翻译的是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的短篇小说。

  金庸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那些精彩的时评政论,只是他的武侠小说光彩四射,遮蔽了那些闪耀金庸智慧光芒的“涉及思想的文字”。

  金庸刚刚西归道山,2018年10月30日对所有现在的与曾经的武侠小说读者来说,都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书不尽意,却也不必再书,想起冯其庸先生当年写给金庸的诗句,截其颈联和尾联,作为本文的结语: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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